缘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 of 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