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于编者工作的失误，误把程念祺先生的一篇征求意见的未定稿（《 小农经济“低投入－产出”效应分析之一》）当作定稿上传，并把作者名字误作“程德祺”。编者在此郑重地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把作者所寄在《史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取代原来误发的文章，并请读者在利用和引用该文时应以此文为准，切勿引用误发的未定稿。（2006/4/10）
内容简介：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牛耕的使用，有一个经济上的可行性问题。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牛耕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耕牛出租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农同居家庭对牛耕成本的分摊。唐宋时期，一牛一犁的普及和小农核心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牛耕的发展，五六口人、五十亩地和一头牛，成为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小农核心家庭的土地配置和人口逐渐减少，牛耕逐渐退出，农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重视精耕细作。
关键词：牛耕成本、家庭规模、精耕细作、农业经营规模
在《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本文则以工具和动力的低成本趋向为题，分析这种低投入－产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不利影响，分析的中心是牛耕与小农家庭规模的关系问题。
一、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
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小农，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2。可见，农业劳动依人力而为，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农史专家指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28.57亩，即11.9大亩（折合今8.211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22.56大亩，即今15.525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根据我们推测，秦在农耕中还利用了铁犁。”3
然而，学者们总是引用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作为西汉已实行普遍牛耕的证据。《汉书·食货志》记录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如下：
赵过的真正功绩，在于推行代田，恢复一度被荒废了的精耕细作。据史书上记载，代田法所推广的地区，粮食亩产提高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