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里，提出了我对中国“现代化因素”产生于明后期的看法，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变迁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的关系。本文是从实证上分别探讨16、17世纪我国的经济变迁、社会变迁、思想变迁。经济方面，因为我已有一些论述，这里尽量从简。这些现代化因素没能顺利发展，则是因为它没能引起根本性的制度变迁，进入18世纪，又受到各种“逆流”的冲击，到19世纪才现起色。
一、16、17世纪的经济变迁
16、17世纪我国商业有重大发展，若商路之广辟，商品流通的扩大，市镇勃兴，农村集市网络形成，大商人资本的兴起等，时贤均有精湛论证。而这种发展是以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增长为基础的，亦有论证。从而可以解释本时期和18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合理的。
在本时期经济变动中，我以为属于新的、不可逆的变化堪作现代化因素者，约有六端。
(一)大商人资本的兴起
后来称为十大商帮者，其中山西、陕西商人原应北边开中纳粮而兴，性质特殊，应从弘治1492年开中折色后之转化为买卖经营的“内商”算起。这样，徽商、晋商、陕商三个最大商帮均形成于16世纪早期，广东、福建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世纪前叶[1] 。众多商帮集中出现决非偶然，而是反映时代特征。他们都是脱离封建束缚的自由商人，主要从事长途贩运，《代序》已言他们有类于16世纪西欧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其作用亦如之。最近的研究，总结出他们的活动有相当的社会效应，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益可看出他们在现代化因素中的先驱作用。
(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
按比较严格的标准，在16世纪，至少在苏、杭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铸造业、浙江崇德的榨油业以及江西铅山的造纸业中，已有10人以上的工场手工业出现[2] 。工场手工业为数甚微，但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形式，它发展迟缓，但是不可逆的。它发展迟缓，恐怕主要是由于我国小农生产制度，而非市场需求不足。明代棉代替麻成为平民衣被主要材料是经济上一大变革，棉布成为大商帮经营的仅次于粮、盐的第三位商品。但棉纺织这个引发现代化最重要的产业，到19世纪后叶才逐渐从小农经济中分离出来 ，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也在此后有巨大发展，在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