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考虑到社会和历史的因素,我们对居民因利息课税而增加消费的效果的估计并不乐观。在儒家文化浸淫日久的中国,节俭和有备无患一直被当作重要的美德加以推崇。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居民的收入前景并不乐观的不利形势下,增加现期消费,恐怕不是大多数普通居民的习惯思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中,传统意识的阻力是必须加以慎重对待的问题,而且在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收入取得方式决定了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储蓄能力有限,大量的储蓄集中在中年家庭。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储蓄更多的是出于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储备,近期消费的刺激远非利息征税所能达到。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出于谨慎动机的考虑,他们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储蓄,从而导致消费愈发不足。
其三,退一步讲,即使出于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考虑,居民真的想增加即期的消费意图,也可能因为消费品供给的断层而得不到实现。２０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发生了从以短缺为经济常态到以过剩为经济常态的根本性的转折。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品面临着“断层”危机。商品供应充足,市场物价持续回落,预期消费意识日趋增强,再加上彩电、冰箱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而住房、汽车这类超级消费品的消费热潮尚未到来。在农村同样存在着消费品的断层,城镇的基本生活必须品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超级消费品”。增长缓慢的收入和沉重的负担使得占全国人口８０%的农村消费热难以启动。
三
经典的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应该是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政府课税二者并举。
税收具有抑制需求的作用:对直接税来说,增税通过需求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对需求起抑制作用;对间接税来说,增税减少了低收入家庭的增量消费或提高边际消费,提高价格减少其消费（郭庆旺赵志耘１９９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