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出“文明的冲突”而闻名的塞缪尔·亨廷顿新近强调，发达或落后的原因应当从“文化”而不是“经济学”中去寻找。往深里看，发达或不发达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种“思想状态”。 哈佛商学院通过对各国企业的长期 观察得出结论：“一个企业本身特定的文化，是当代社会影响企业本身业绩的深层重要原因。”语言学家迈克尔·哈利迪甚至认为，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之所以没能像西方那样发动一场工业革命，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儒教文化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成了“满脑子因循守旧，创造力日渐枯竭”的人。
中国软件外包做不过印度，人们多把原因归咎于管理和开发水平，但事实却是，国外软件公司到中国发包，更多关注的是知识产权与文化冲突。美国软件服务咨询公司Soft Tech总裁解明明说:“管理和开发有问题，他可以派专家来教你，派高级软件人员来带你，但文化层面有问题，麻烦就大了。”
中国软件业的文化环境是个复杂的“集合”，有优有劣，每种“文化”又都是多面体，不好一概而论。粗略考察，目前国内软件业的文化“软”杀手大体有以下几种。
亲情文化
广州云科迈讯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楼新平告诉记者，他在中国香港的一位合作伙伴专司加拿大软件转包，前些年的项目大都投到了中国内地，如今却“基本转向了印度”，原因除了语言沟通的便利外，主要是文化上的。他分析说，印度软件业奉行“契约文化”，企业之间该怎么合作，怎么尊重知识产权和商业道德，不用多讲，都有契约管着，大家心领神会，一个软件项目很快就会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分解下去，发包方不必为质量、商业秘密这些事烦心。而不少中国公司依然习惯于“亲情文化”，业务往来常常要靠亲情维系，企业合作先要看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熟人或朋友，对能力和质量的考核反倒放在了第二位。“亲情文化无形中抬高了经营风险和沟通成本，也不符合西方社会契约文化的行为习惯”。因此，尽管对这位港商来说印度比中国内地远得多，他还是做出了舍近求远的选择。
楼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对盛行于农耕时代的东方亲情文化应当一概丢弃。文化的脐带是不可能一剪了之的，明智的做法应是寻找“亲情”和“契约”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