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有企业家精神。自古以来我们生活在东亚季风区，自然条件不好，灾变多，在几千年的历史竞争中，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形成一种精神：靠自己的力量拼搏、重视后代、勤俭积累、讲究发财致富、敢于冒险。这已是一种准企业家精神，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美国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谈到中国的改革都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最大区别就是你们的家庭，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现在经济上的成功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善经营，不只是在中国大陆成功，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的。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主要是靠华人的努力，华人的企业家精神使这些地方的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
过去中国大陆领先世界几千年，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不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滞的缘故。而欧洲由于其制度的不断演进，尤其是《拿破仑法典》颁布以后，坚决保护个人的产权，市场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还很欠缺，宪法还未对私人财产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他制度建设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发展空间，首先是修改宪法，加上保护非国有经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权益的内容，同时要有详细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种自动实施机制。私人财产权的明晰与保护，是社会上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这些法律有了自动实施、自我完善的动力，在这样营造的法律氛围中，企业家才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2.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常埋怨，他们的活动舞台太小，无法与国有经济相比。现在的很多领域都没有放开，这不但影响了发展，也直接影响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后顾之忧。大家都觉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钱，医疗要交钱，子女教育也要交钱，于是大家都不花钱，内需不足，反而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 “投鼠忌器”，难有作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进行全面改革，真正放开管制，非国有经济进入后，会使这些方面的供给充分起来，价格就会低落下来，人们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就是这些方面被国有的一些部门、一些产业所垄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预期，影响了现在的改革与发展。
一旦放开了这些领域，非国有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真正赚钱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方面，而那些已经放开的领域往往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消耗非国有经济的力量以至于企业家难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