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之所以必须改革，基本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从总体上来说效率低下。应当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不仅计划经济国家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人们通常都把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归咎于其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不可能有像私人企业所有者那样真正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效率的利益主体。另外一种看法（Boycko et al，1993）更强调国有企业的“政治化”，就是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为它们不能使自己独立于政治干预，因而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专心致志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必须经常牺牲利润最大化目标来服务于政治目标。企业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不会很在乎成本最小化，因而也不大可能有效率。应当说，至少在理论上，只要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商业化，即在行为上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在行为上就应该能足够充分地“模仿”私人企业。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Sapington and Stiglitz，1987）曾经提出，如果国家是仁慈的（benevolent）、合同是完全的，所有制就无关紧要（irrelevant），因为国家所有者总可以模仿（mimic）私人所有者。这当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benchmark ），但它同时也说明了模仿的可能性。
国外和国内可能都会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探讨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有些天真。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私有化变成私人企业，而不是模仿私人企业。除此之外的一切其它改革措施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私有化需要时间。很多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参见World Bank，2002），大规模的快速的私有化很容易发生错误，而比较容易成功的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case by case）的私有化。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对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持续了很多年。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就会有很多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存在。而且，大多数国家即使实行私有化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也还会长期保留一些国家控制或参股的企业。尽可能提高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仅有助于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私有化的成功。
那么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于私人企业所有者？为了使国有企业所有者商业化，在行为上模仿私人企业所有者，具体需要什么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