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量化指标来看，历时20余年的国企改革，其成本与收益相抵可能是负数，尽管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测算（恐怕也无法准确测算）。但在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时，量化指标仅仅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乃至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之一；即便是在所占份额下降到不足国民经济四分之一的今天，它仍然是中国党和政府在经济领域面临的头等大事。
的确，放眼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投注最大精力的当属中国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产业体系，无法撒手不管，还由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倘若中国在此问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有人曾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在国企改革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顺理成章。而中国的国企改革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确也取得了不少进展，部分国企经过大胆改革，沉疴正在逐渐消除，重新焕发出生机，少数更将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
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余年的国企改革，其成本也是相当巨大的。以直接成本来说，是数以千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以及上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贷款；而超过国际警戒线的贫富差距及由此滋生的社会不稳定等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国企改革的间接成本。
因此，如何克服国企改革的副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国企改革的成本便成为中国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件大事。事实上，20多年来，国家在这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既有的框架内，国家能做的多半是将国企改革成本社会化，国家本身也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代表的国企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及利益受损者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补偿，但他们的境遇无疑是相当惨淡的；而大量的利益既得者不仅没有承担应负的改革成本，反而拾级而上，并制造新的不公。
改革成本是如何化解和转移的
既得利益者不愿承担改革成本
第三类是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中介。这些人本身并不掌握多少权力或根本就没有权力，但他却能通过行贿等手段与国企负责人或国企主管部门套上关系，间接掌握权力，在企业的采购、销售乃至股票上市过程中攫取大量不义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