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表1和表2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债转股所蕴含的财务风险。
单从上表简单的数字对比中，我们还不能得出我国国有企业亏损主要源于负债率过高的结论，当然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负债率要高于账面负债率，即使考虑这一因素，并不改变上述结论。
表2以单位资产销售收入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由此不难看出国有企业亏损的真正原因是资产运营的低效率。负债率过高可能加重了企业短期的财务风险，甚至造成企业短期亏损（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但企业长期亏损的决定性因素则必然是资产运营效率的低下，换言之，所谓“企业为银行打工”，是指相对于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而言，其负债率过高。进而言之，负债率只是一个从属和相对于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并不是企业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资产盈利能力，这是由其产品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企业效益低下引致财务上的支付危机，这个问题不解决，负债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从国有企业的资产现状看正是如此，一是存在大量的不能产生收益的非经营性资产，即所谓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二是存在大量的低效益闲置资产，多年的重复建设形成了大量闲置过剩的生产能力；三是有效资产的盈利能力差，这是由我国国有工业的整体素质决定的。
因此，国有企业整体效益不佳的现实，决定了对其实施债转股的财务风险。这就对债转股对象的选择提出了要求，不应将债转股视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扭亏目标的“工具”普遍加以使用，而应选择具有良好产业前景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实施债转股。特别是那些由于在建设过程中国家未投人资本金，致使负债率过高，尽管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前景，但仍然难以自我消化过重债务负担的企业，应成为债转股的首选。通过债转股不仅可以增加资本金，明确所有者，改善治理结构，而且有助于增强产业扩张能力，为我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奠定基础。
（三）从资本成本角度分析。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资金存在时间价值，特别是在社会平均利润率较高的情况下，分析资金成本，必须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其价值不仅包含一年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还包括再投资的超额利润率。由于债权转为股权后，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期限内回购，所以回购股权的代价较大。在项目的投资报酬率大于借款利率的情况下，可不考虑债转股，而应从其他方面下功夫来实现赢利。因为当投资报酬率大于借款利率的情况下，适当的借款既可取得杠杆收益，又可降低资本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