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成立，各省国资委基本到位，年底以前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将陆续到位。随着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建立，各级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三项基本权利，即选择经营者、重大决策权、资本收益权也将到位。
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明确要求，国资委不能干涉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不能做“婆婆加老板”。但是“婆婆”和“老板”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维护出资人权利和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界限？已经成为各级国资委面临的难题。
在当前，企业的重大决策风险突出表现为企业的投融资风险，各级国资委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管不管，如何管，已经成为当前的矛盾焦点。
二、历史与现状的矛盾
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一把手”决定重大投融资行为，报有关政府部门审批后执行。
一方面，国有企业乱投资、乱担保、乱拆借问题突出，在“海南房地产热”、“期货热”、“”股票热“中，损失惨重的多数是国有企业，充分暴露了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漏洞；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打着宏观调控、治理”重复建设“的旗子，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进行审批。
结果造成一方面国有企业上项目审批手续繁琐，一个项目一年甚至几年批不下来，耽误了不少市场机遇；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决定投融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不平等竞争，束缚了国有企业的手脚。
同时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以“五小工厂”为代表的落后生产能力长期淘汰不了。
所以，上届政府朱镕基总理多次讲，“实践证明，行政审批制管不住重复建设”。
如果说在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审批国有企业重大投融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么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大背景之下，在各级国资委建立之后，有关政府部门继续审批国有企业重大投融资行为已经明显不合理。有关政府部门只行使审批权力，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审批既缺乏的法律依据，又侵犯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合法权利，属于明显的“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