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这种凭证的载体既可以是书面或者其他物质形式，也可以只是一种符号，对于以书面形式或者其他物质形式记载的凭证，一般比较好理解，而对于以符号为载体的凭证则不易理解。这实际上是随着新的交易方式出现而逐渐出现的。比如电话卡，持有人可以根据上面记载的数字来进行通话，其与电信部门形成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不是电话卡本身，而是电话卡上记载的数字符号。通话人只有正确地使用了这组符号才能享受通话服务，而电信部门也必须提供这种服务。将来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形式，也就是一组符号就可以代表一定物质利益的享有权，换句话说，这一物质利益是由一组符号来证明，来实现的。
3、受贿罪的立法考察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1952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是将受贿罪作为贪污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规定的，强索他人贿物和收受贿赂都包括在贪污罪的概念之中，没有独立的受贿罪。1979年《刑法》首次在立法上将受贿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此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从而形成了关于贿赂罪的罪名体系。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是受贿罪。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简单描述，反映了当时简明扼要这样一种立法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启动，现实生活中的受贿犯罪逐渐增加。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的补充规定》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受贿罪的概念“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它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一规定反映了在受贿罪立法上的某些变化，首先是对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不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些变化反映出立法者通过扩大受贿罪的范围以适应惩治受贿罪的立法意图。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设立了商业受贿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根据《决定》第9条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及其他企业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是商业受贿罪。而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以受贿罪论处。这样，就把1988年《补充规定》中受贿罪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修订中，承受了上述规定，分别设立了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使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