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高山纵横，峰峦叠嶂，向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早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稳定的局面的形成，该地区人口得到迅速繁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逐渐变得突出起来。为摆脱生存的困扰，徽州人开始大规模外出经商，形成“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1] 与此同时，同徽州相毗邻地区的人口，也因生存问题，四处流徙，有的甚至来到了徽州山区谋生，“粤自明季，奸民渔利，凿石烧灰”。[2] 清代乾隆以后，来自安庆、池州、宁国等府和浙江、江西甚至福建等地的流民，携家挈口，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他们于深山中搭棚居住，或开山种田（包括种植苞芦等耐旱高产作物和烟叶、蓝靛等经济作物），或采煤烧灰，从事种种谋生或营利的生产经营活动，“徽宁在万山之中，地旷不治，有赁耕者即山内结棚栖焉，曰棚民。棚民之多，以万计也。”[3] 这就是徽州历史上的棚民现象。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 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