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扩大耕地面积是应付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较快，为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人们一方面充分发掘现有土地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则大力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成为当时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明清时期，垦殖规模最大的山区是鄂豫陕交界处的荆襄地区。这里明初尚为荒无人烟之地，而后流民不断涌入，到明中叶已接近200万人，大量土地被开垦。明末清初，此地人口曾一度锐减。但康熙以后，四方流民再次向这一地区迁移，到乾隆末年，“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在河湖纵横的地区，人们与水争利，围垦湖面以及滨江濒湖的洲滩，“荒芜湖渚，先世所弗田者皆尽垦”（万历《荆州府志》卷3）。在鄱阳湖平原，当时湖区各县修筑的圩堤总数不下数百条，有的规模很大。如南昌县的富有圩、大有圩，首尾相联约30里，义修圩南北径20里，围约40里，皆为庄舍（光绪《南昌县志》卷6）。在洞庭湖平原和汉江平原，则到处兴建垸田。如监利县在明代中后期通过筑垸围垦，增加水田近万亩（康熙《监利县志》卷3）。
在东部沿海地区，人们则采用围垦荡地的办法以扩展耕地。为保证盐业生产，政府曾拨给灶户一些荡地以供柴薪。明中叶以后，“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由于泥沙沉积，入海口附近不断产生新涨荡地，人们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叶梦珠《阅世编》卷1）。沿海人民还采用沉放石块或修筑拦沙堤等方式，加快泥沙的沉积速度。据估计，在明清两代，珠江三角洲通过围垦滩涂，增加耕地面积达数万顷。
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在明代，东自辽东西至甘肃，驻扎着数十万军队，为提供军饷，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明中后期，沿北部防线陆续筑起一道边墙（即长城），沿边一带广阔的草原不断得到开垦。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因缺乏屏障，“全无耕牧”，“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粮价亦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清初，朝廷限制汉人到蒙地耕作，但每年春去秋回前往蒙地租种的汉人仍有不少。清中期以后，限制政策逐步放松，大量汉人遂在蒙地定居下来。到清后期，宣布移民实边、放垦蒙地，内蒙古草原南部的农垦规模更是空前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