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状况及其趋势的问题，一直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然而细绎各家意见，则不能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人类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展开的，而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另一基本特性，结果也就很难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一特性为何？马克思的解释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独特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之内，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 页，第三卷第1000页。）。也就是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受自然环境制约和影响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在农业上面……我们不仅要考察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要考察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即依存于劳动自然条件的生产率”（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页，第三卷第1000页。）。 本文不揣冒昧，即拟从这样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出发，对有关的争论作出一番检讨，并借此探寻近代中国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升降起伏的动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先前持停滞论的学者对以往的结论也有所修正。如章有义先生在《在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再估计》一文中，即肯定“到了清末民初农业生产基本上已恢复到太平天国前夕的水平，并有所超过”，不过他同时强调“不能无条件地把耕地面积的扩大归结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有结合耕地的实际有效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才能正确估量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有时耕地面积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91年第1期。）赵冈、吴慧等人合著的《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一书，也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亩产量上升应该是很可能的，但脸支持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清中叶以后以不同程度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注： 赵冈、 吴慧：《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第127、128页。）。
（二）
究竟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三）
（四）
应该承认，在灾害、环境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的今天，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也走出了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自然科学的圈子，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