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的影响上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的观点，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另一种可以举薄树人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孔孟对科技知识并不是漠不关心，一无所知的，儒家学说中一些影响科技的政策主张，保证了科技在中世纪的稳定发展。他们都提到了《论语》中的一段故事，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想说，既然同一段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一种思想也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好比小孩子看《红楼梦》里面尽是吃喝玩乐，青年人看《红楼梦》里面尽是谈情说爱，中青人看《红楼梦》里面是钩心斗角一样。要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科技的影响，关键应该看被影响的对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化一样，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农业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本文的主人公曾国藩（1811—1872）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