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新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在我看来，这种挑战和机遇主要归因于中国终将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文化必将走向“充分的世界化”（胡适语）。富有学术理性的史学工作者，应当结合我国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误区，深刻反思既定的史学研究规范，对中国史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认真的、深入的分析。
这里，我想从思维方式、认识取向入手，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谈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随着“冷战”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以经济史研究见长的黄宗智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提出了“反思研究规范”的理性命题。他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1]。我很赞赏黄宗智的这个见解。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自觉挣脱它的束缚。就我的理解，黄宗智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就在于告诫研究者：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同时，必须转变认识取向，摒弃先入之见，构建悖论思维，去探求和发现那些长期以来所根本“不想”的东西。
就我个人的学术理路而言，我从事美国汉学的研究已多年，如果说在研究中有什么反思性的感悟的话，那就是要从跨文化的视野中，挣脱“规范认识”的束缚，努力寻找我们所根本“不想”的东西，从而弥补我们思维中的缺失，更真实、全面地认识中国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研究也就是对人的研究。在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也同样涉及认识取向的转换问题。这里，我仅想结合对《建国方略》的再认识，谈谈孙中山研究，因为我们对他有诸多的误读和误解。
其实，我们无须讳言，科学、理论、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之中缺少积累的东西。这一关键的缺失，确被孙中山抓准了。这正是孙中山的伟大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