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问题，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为最，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等等，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扬就曾呼吁说，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但在当时，阶级斗争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重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使得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领域的成绩已很可观。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变化显得有些迟缓。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还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开了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陈陈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删除。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10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