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或称传统农法[1] ，包括两大系统：以旱地为中心的北方农法和以水田为中心的南方农法。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南方农业中，江南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先进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农业唐宋以来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而第一个对它进行系统总结的是《陈旉农书》。因此，要研究以水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农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应从《陈旉农书》开始。对于《陈旉农书》，前人已多所研究[2]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旉农书》农学指导思想——“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到《陈旉农书》比前代农书有所前进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农法的某些特点。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 。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 。《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 “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