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在我国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实与国史相等，甚至超过。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之广，如顾颉刚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1] 对方志的利用价值，瞿宣颖归纳为：“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在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地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2] 这六点归纳可说已经很全面了，但笔者还可以补充很重要的一点，即方志对于我国科学史（特别是农业科学史）实在有非常重要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其所包含的内容，犹如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辛勤耕垦，才能发掘其潜力。
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3] 英国一位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也同笔者谈起类似的感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正是这样杰出的农业系统哺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尽管浩如烟海却对农业科学几乎全不提及？”[4] 于是乎我们只能到一些专门的古农书上去探索，但中国的古农书也是很走厄运的，在文献上可查到的农书名录约有500多种，而目前还存在的仅约一半，还有一半都佚失了。[5] 可以补农书之不足的就是方志。
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台湾省有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即就一个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志，也有1800来种（包括佚失）。[6]
一、 方志与农作物的品种资源
表15宋代十二种地方志中水稻品种的统计
方志名称（今所在）|籼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计（新增）（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