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原始耕作方式，尤其是华北的原始耕作方式，一般考古和人类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是“游耕制。”①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假定，而且是以某类地区特殊的历史经验硬行作为举世普遍历史经验的大胆假定。他们共同理由是：原始农夫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递减，在当时土广人稀的条件下，农人随时都得实行休耕，并同时非开辟新耕地不可。他们认为开辟新耕地最直接了当的办法是砍伐及焚烧地面上的植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砍烧法”，也就是“游耕制。”②
当六十年代后半，个人治史的兴趣从明清转到史前之后，我深深感觉到若干自然科学工具的重要。为了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否是独立土生的这一大课题，必须先攻克中国农业起源这一关。那时震动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尚未发现，我注意的焦点，自然是华北的黄土地带。于是艰苦自修地质、土壤、古生物、古气候、植物孢粉分析等科学部门，以期得到最低必要程度的专门知识，然后再与大量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互相印证。初步自修互证的结果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③．由于对黄土的物理及化学性能已具有相当了解，写撰之时对一般游耕式起源的看法已经产生怀疑，但因对相关科学及比较原始农耕方式的知识还自觉不够，所以此书避免讨论耕作方式这一片面专题。
《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书稿完成于1968年夏，随即撰就长达两万字的英文摘要④。通过芝加哥大学古代近东研究所，这篇英文摘要引起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R．Harlan)教授⑤极大的兴趣．1969年初春，他综合之作《作物与人类》初稿大体就绪，只是东亚和中国的一章仍有不少空白，拙作恰好补了其中大部的空白。
此后和哈兰相当频繁的接触加深了我对华北古自然环境的了解，加深了我对黄土地区农业游耕式起源的怀疑。最早讨论黄土物理化学性能与农作方式关系的是本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和中亚考古发掘者庞波里(Raphael Pumpelly)。针对着世界最大最典型的黄土区，也就是华北的黄土区，他曾作以下的观察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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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著名的《西安半坡》，北京，1963，就是一例。海外倡此说者以张光直教授为领袖，有力的支持者有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教授，贝克加州大学历史教授tavid Koigntley，加拿大人类学家Richard Pearson教授等多人。
② “砍烧法”和“游耕制”的英文名词是可以互相通用的：“slash—and—burn”，“swidden，”“shifting 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