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 表
自从1949年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农业和动物驯化是与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同时出现的，这个文化以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命名，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Andersson)在这里发现了彩陶和新石器制品。1928年，在山东省会济南附近的城子崖村，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另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点是黑陶和卜骨，并以附近的龙山镇命名。虽然后来在河南北部几个地方接连发现了一些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遗址，但是这两个新石器文化在年代上显然有一些差距，在本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猜测和争论的话题。而由安特生开列并校订的比较年表，大概是1949年以前在西方流传较广的仅有的一份，但这只是一份水平不高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的猜测性作品。
到了五十年代，在中国各地又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局部和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们这才能够根据比较系统的材料对中国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重新分类。这些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的庙底沟Ⅱ期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淮河地区和江苏南部的青莲岗文化；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以及湖北和河南最西南部汉江下游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这些新石器文化脉络清晰地代表着从仰韶时期向龙山时期过渡的一个完整而又漫长的时期。我们现在知道，安特生在甘肃省西北部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这样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从文化和地层学上看也是过渡性的。安特生在他修订的年表中认为甘肃的齐家文化比仰韶文化要早，现已证明实际上比上面提到的所有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都要晚。
耶鲁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张光直(K．C．Chang)，根据按照发展分类的方法，将这些新发现的局部或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总称为“龙山式”，并作了如下说明：
“大量提到的这些阶段(新发现的庙底沟Ⅱ期文化等等)虽然全都以彩陶为其特征，实际上与仰韶文化并不一样。可它们与仰韶文化的不同之处却是与龙山文化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些遍布各地的文化中可能有些要早于龙山文化，但是在凡是有过仰韶文化的地区，它们是晚于仰韶文化的。”(87)
“龙山式”这个总称一直没有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在中国。我认为这个名称是非常方便的，并将在本文中根据张所下的定义使用它。
系统的中国史前期年表制订还须有待于来自北京的范围更为广泛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