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份，“红卫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文革”前期充满激情和狂热的“红卫兵”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动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为什么在那一代人中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有三个途径，即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和同伴影响。对“红卫兵”这一代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支配他们当时行为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也有助于理解这一代人今天的行为和观念的踪迹。
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通过考察“红卫兵”一代所处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社会环境及他们的青年心理等，来分析“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与机制，以揭示“红卫兵”从社会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有政治激情而无思想的“木偶”的文化因素。
一、父辈的政治地位决定了政治文化在家庭内如何传递
在“文革”前高度政治化、以“出身”论高低贵贱的社会中，家庭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非常显著。“文化延续的最佳指标，在于父母能否把这种文化的涵义、观念，清晰而有效地传递给子女。[1]”家庭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来实现的。“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及社会政治地位不同，其政治社会化方式也有所不同。[2]
“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之父辈多为参加过战争的革命者，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父辈这一代的政治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左倾”政治文化观，他们属于“革命的一代”和“服从的一代”。其子女这代人从小就受到父辈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家庭对这些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两个方面。父辈通过复述个人的经历和自我评价，把自己的认知感受、先验的革命理想、战争文化、对意志力量的崇尚等，自觉不自觉地传给下一代。在传递这些政治价值、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政治规范的过程中，父辈的倾向性对下一代有明显的影响。[3]
同时，干部子女从这种政治文化中体验到优越感，对父辈的政治观念自觉地学习、体认，将之纳入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他们往往自觉地学习、模仿父辈的观念行为，并用以观察社会。
1966年夏，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主要在干部子女相对集中的学校，这与他们在“左倾”的环境中从父辈那里吸取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