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浪潮正席卷中国大陆、波及东洋西洋。时任法国财政部高级顾问的科耶夫（Alexandre Kojéve）秘访北京后，间道柏林，直奔施米特(Carl Schmitt)蛰居的普莱滕伯格（Plettenberg），只因为“当今德国唯一值得谈谈的人在那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和第五共和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的科耶夫，在公认的东方政治家和西方法学家之间串联了一场“隐匿的对话”［1］。当然，这只是修辞学上所谓的“隐喻”，事实上没有任何公开文献证明科耶夫当年朝觐过毛泽东本人，并向后者介绍过施米特的政治法理学。倒是1963年发表的《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可以证明这个姓施米特的卡尔确实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德文版，一如毛泽东读过另一位姓马克思的卡尔所著《共产党宣言》的中方版。施米特热烈称赞“毛泽东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表达了对一个新的大地法的多元论观念”；换言之，经历游击战洗礼的政治家毛泽东有福了，故能熔反对各种绝对敌人（包括党内敌人、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斗争于一炉，并不失时机地决断谁是实际的敌人——即誰是迫在眉睫的敌人［2］。公法学家施米特同样不失时机地决断谁是实际的论敌，先是为魏玛民国的存亡而发出“真正的呼救”，接着为纳粹帝国“法的逻辑”而竭尽心智，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读者引入“燕归帆尽水茫茫”的迷惘之中——不识究竟谁人是施米特的绝对论敌。
民主政治的本体论问题、即正当性问题，毛泽东称之为“国体”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的神学问题；人民取代了基督教有位格的神（God）或儒教无位格的天，成为主权者的上帝。“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1801年杰弗逊的胜利奠定了这一信念的基石。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民主时说道，在民主思想中，人民居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上，就像上帝居于世界之上，成为万物的原因和目的，万物生于兹又归于兹。”［7］毛泽东在名篇《愚公移山》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8］换言之，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民”是一个超越地域、历史、民族和阶级的政治实体，是对超越的神圣实体——上帝（西方的God即“神”，中国的“天”）的神学模拟。套用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的口吻，可以说“人民”既超乎时空，又超乎名词和概念；我们也许能以某种方式得到关于“人民”这个全能者的概念，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不是什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