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至战国，知识分子发展为有自觉意识的士，这是中国文化突破阶段的重要现象，而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言，具有自觉意识的士，深切了解自己缔造新文化及新国家的角色。儒家只是许多新兴群士中的一群，同时"儒"的名称，在起初未必只限于孔子的门徒专用。孔子的及门弟子中，既有求道向学者，也有以干求爵禄为目的者。而孔门虽有实用学问，包括理国、治邑、外交、相礼、经世之学，孔子最注重的讨论，则多与重建整套价值观有关。《论语》中讨论的题目，以问仁与问政为多，即是分别注重于修养和致用。士与君子，在旧日封建结构中，本可互通，但在春秋以后"君子"的个人修养含义重，"士"的社会身分含义重，两者可以重叠，却不一定相同。唯两者都已脱离政治地位及社会阶级的含义了，这一变化甚足以显示政治(国家)与社会渐趋两橛。
士的社会自觉，至战国时已十分显著，士以其知识及由知识建立的声誉，传食列国，其中固有苏张干禄之士，也有自尊自重，如孟子与鲁仲连之士，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自觉地肯定其独立性。他们不仅掌握了知识的资源，他们自己也因其独立的自尊，成为社会的资源，从而肯定了社会可以分离于国家之外。
另一项独立于国家以外的资源是由工商取得的财富。在西周封建体制下，财富主要为土地及劳役，贵族分封有了土地人民，也就是分配了经济资源。但在西周后期，即使在王畿之内，封君贵族的财务情形渐渐拮据，其中缘故一时不能完全明白。同时，在一般地租与劳役之外，竟有人可以开拓其他财源，以其羡余借货给封君贵族，岐山出土西周裘卫诸器，即有数器的铭文，提到从事皮革业的小户，一次又一次借贷给地位甚高的大贵族矩伯，换来山林薮泽的权利，也换来裘卫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以致门户不高的制革人，最后可与西周王朝的第一级贵族通婚姻，这是早期商业财富出现的显例。[42]
相对而语，甚至有职务的贵族，也可能贫穷不堪，向裘卫抵押借贷的矩伯，几乎不能维持必要的服饰车马，已如上述。《诗经·邶风·北门》也反映了官员掌理王事政事，却有"终窭且贫，莫知我艰"的苦况。[43]
战国后期，富商如吕不韦者，甚至可以直接介入政治，影响秦国的王位继承，从而取得相位。凡此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的出现，及都市的发达，均已为古史之常识，毋须赘述。[45]
工商业人士的势力大，遂有《史记·货殖列传》所举战国末期的那些号为素封的商人，即使雄猜之主如秦始皇，也必须优待畜牧致富的乌氏与擅丹穴之利的巴寡妇清，比之封君。这一现象亦即反映了社会上有这批政治以外的人物，掌握了国家以外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