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原有的封建结构已经解体，新起的国家，已渐渐将隶属人口列入编户齐民的组织。由于社会的变动，又不免有无所归的人口。同时，私有财产的经济制度，有其强大的动能，足以推出上文所述的富商大贾，却也必定有失去生业的牺牲者。是以《管子·国蓄篇》："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国家必有调节之道，"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盈，随财准平而不变，……取赡于君，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46]这一段话正是解释自由竞争无所约束时，豪富能挟财侵夺竞争中的失败者。孟子鼓吹制民之产，也就是针对无恒产者不易安定(无恒心)的社会问题。这些丧失生业，又无恒产的人口，成为社会的游离成分。战国时代四公子蓄养的门客，一部分是市井中监门狗屠，如侯嬴；一部分是无业流民，如冯谖，等而下之则是鸡鸣狗盗之徒了。能号召社会的游离分子而得其死力，则又是善于开发前所未有的人力资源。在战国之世，固然有四公子一类"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而能招致贤者或"任侠奸人"；却也有鲁仲连一类只凭"轻自己，重别人"而得到旁人的景仰。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于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再三致意，而又屡次慨叹于这些急人之急、重然诺、轻生死的人物"靡得闻"，"湮灭不见"。是知秦汉以前原有这种人物，只是在官史上未传留其事迹。其实，墨家以任侠的精神组织集团，其巨子也能号召徒众赴汤蹈火，百死不辞，即是上述人力资源的凝聚。太史公引用《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干禁"为《游侠列传》的开场白，也即以"侠"概括社会游离分子的集体力量。[47]
总之，西周的封建，原是笼罩政治、经济、思想与亲族组织数方面的整体结构。东周时封建逐渐解体，在这一解体的过程中，原本凝聚在封建体制下的社会能量，逐次释放而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掌握知识资源的儒生学者(或知识分子)，掌握新发展经济资源的富商大贾，以及掌握游离人口资源的任侠之士。这三者之中，后二者集中于新兴的都市，甚至知识分子也可能多在城市；是以新发展的城市在孕育及哺养这些新生的社会力，发挥了特有的功能。战国晚期的社会，可谓已是多元的复群社会，迥异于过去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原群社会。社会力能相当程度地抗衡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情形是罕见的例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