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小民百姓中则有另外一种社会的结合。乡里中社日的聚会，是地缘的原群活动。陈平在里中社祭时主持分配肉食，即是一社群的领袖。《汉书·食货志》列举一般农户的支出，社阊尝新春秋之祠，是常项开支；居延汉简中也有社钱的记载，足见汉代普遍存在这基层社群。[54]
近来偃师出土建初二年的"侍廷里僤约束石券"，是一件廿五人购置八十二亩容(颂)田的合约，其领袖有祭尊之号。大致这份共同产业的收入，是祭祀的基金，"僤"的性质，有人主张是基层行政单位，但似乎仍以民间自愿的组合，较为可能。汉代的"单"印，大约都是为了特定目的组合团体的印章，其中具有祭祀性质者为数不少。[55]
这种基层的组织，虽是志愿结合的团体，也许因为过于分散，未能整合为有形的社会力量，这种团体长期潜伏于社会的底层，不见于史传。但在民不聊生的时候，百姓蜂聚群屯，这种组织未尝不可转代为大规模群众暴乱的核心。王莽时铜马、赤眉、新市、绿林，无将卒名号，其领袖不外三老、从事、卒史之称，大约即是由于基层百姓只能运用这一层次的组织动员方式。
宗教力量可能是凝聚民间组织的触媒剂。两汉之际的城阳景王祭祀，以至初期佛教的教团，均未尝不能由原具宗教祭祀功能的"僤"型团体转化。汉末黄巾大起，天师道的原始性质，即是村里的互助合作团体，"祭酒"之类的名称，也与偃师石券的"祭尊"、"主疏"之属相近。然而，这种植根于下层的社会力，大约只在朝代末世的狂飙惊涛中，以其毁灭性的冲击，拉垮原有秩序，却不能在国家与社会两橛制衡的过程中，发挥持续的平衡作用。汉末知识分子开拓的舆论空间里，没有民间基层的成分，也可觇见"僤"的"原群"局限性。[56]
武帝之世，外多征伐，内多营作，国用空虚，司农仰屋。聚敛之臣，竭泽而渔，税算繁重，盐铁专利，工商愁苦；尤其杨可告缗，中家以上均破产，受打击的对象以工商业为最，工商业经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惟有农舍产业乘时补充城市工商业留下的经济空间，中国遂有以精耕为基础的农业，以其庞大人力，投入手工业生产，依仗市集网络，互通各地的有无。这一经济模式，而有其稳定性，也有产业不能升级的严重局限。[57]惟其具有高度稳定性，以城市为基地的工商业经济受其抑制，长期不能有发展的机会。
六、结 论
注释
[35]Hsu，C．Y．(许倬云)(1965)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