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论
国家与社会间关系是近来大家讨论的焦点。在中国历史的园地中，国家与社会也经常为集会讨论的课题。这题目中的"社会"一词，又常意含西方文学中civil society，在中文中则有人译为民间社会，有人译为公民社会，也有时则径用"社会"二字为称。[1]
在中国研究中，首先将这一观念引用于中国社会者，大致是Rankin对于浙江缙绅的研究，以及Rowe对于汉口商会功能的研究，二者都是中国近代发展的例证，也涉及传统社会力量的性质。[2]
由于civil society在西欧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特定的意义，而若干思想家讨论这一名词时，又各别发展了特定的内涵，若迳为借用，以讨论中国历史，不免凿枘不入。先将这一观念的渊源，作一简单介绍，或有助于后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讨论。在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重叠而不可分割。到了近世资本主义出现，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财产权，遂将国家的权力与个人的权利有所分别。十七世纪的洛克(John Locke)在其名著《政府论》(Treatise on Government)中说明了统治者的权力是由被统治者同意，以保护人民的诸种所有权(包括生命及财产)。与洛克同时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巨灵》(Leviathan)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的观念，则政治与人民作为两个对立体，而经由契约结合为国家。[3]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与公众领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如何形式?都可为讨论中国社会变动的着眼点。中国近代史上的公众领域，或可以是缙绅的权力为其中心的新兴都市。[6]
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与国家之间如何交互作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题目。本文的时代范围是殷商到秦汉，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为后世中国制度立下了格局。本文以讨论观念为主，许多原始史料不再征引，许多史事重建的工作，也只引用研究成果。本文也是我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检讨，故引用自己工作处颇多，并不因为自己的说法已是定论，不过为了节省从头做起的重复工作而已。
本文主旨在于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变化，由此一方面可以董理古代社会演变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质。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讨论国家权力，社会力量的互动及二者对于经济资源与意识型态的控制。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健将Theda Skocpol在比较四个社会革命与国家型态时，特别提出，国家的政治权力不是一个经济与社会变化的舞台，意谓政治权力不是因应变数，而也当是有其自主性的变数，主要由于国家有其组织的力量足以掌握许多资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