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人数百年的扩张，殷商势力范围逐渐超过王畿，不仅有了许多周边的侯国，也有若干外面的方国成为殷商的属国。例如东方的人方，大约原本与北方的鬼方、西方的羌方一样，未必服属殷商。然而，帝辛征人方的大事，由董作宾先生排列为日谱。后来又有李学勤的补苴修改，隶之于帝乙，并且以为征人方的行程在商西及西北，惟仍是逐日可考。虽然李学勤以为这次行动是军事性的征战；细案征人方日谱，全程没有作战记录，四五个月行程，只见悠闲的旅行，至多中途有些田猎之举。[17] ．
不论人方在东在西，此次远征是帝乙抑是帝辛，商王能在本土之外巡狩而无战斗，大约是宣扬国威的可能性多于真正的攻战，自然可说明殷商势力的膨胀。
国力强大，当与国君的权威增加同步进行。晚期卜辞的记录，商王有了上下帝的下帝称号，有了在方国立御史的举动；小臣原是家内仆役，在后期却是政府大臣；田猎的执犬人，演变为军队的将领；政府之中甚至可能有了分曹办事的职官五正。凡此都指向殷商政府渐渐走向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商王的权威也由家长与部落首长，演变为与神相埒的君主。[18]
国家的权力，虽有此长足进展，商人以"原群"的族群为基础的社会，则始终维持其原有的功能，殷商中期廪辛的征伐羌方，动员的是王众五族。殷商覆亡时，分散于各方的商人，也仍如前述，仍是以族群为单位。[19]
是以殷商的国家似乎只是社会的外表，国家权力的运作未尝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权力收夺资源及组织人力，仍藉助于社会的原群。三、周代的国家与社会
西周代殷，制度因袭于殷商者不少，然而也自有损益。一致言之，西周最重要的创新，一是天命思想，一是封建体制，一是宗法体制。凡此三者，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均有其影响。
周人代商，自以为获天命的垂顾，始能成功，于是推而广之，告诫自己的子弟，天命无亲、天命靡常，统治者必须兢兢业业，持守不失。《尚书》周初诸篇，无不叮咛再三。这种宗教观念与殷商的情况大相迳庭，殷商的原有宗教，基础建立在素朴的巫教(萨满信仰)，注意于人神之间的交通。张光直最近著作，十分强调此点。诸凡贞卜占问、祭祀礼仪，以至铜器文饰，均是为了建立人间与自然力量之间的交通管道。[20]
殷商王权，本来也由族长权威演变而来。“帝”之一词，既是祭祀之名，也是至高神的称号，帝乙帝辛居然自称帝号，与至高神分别为上帝与下帝。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殷商后期王权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显示王权本有的神性。[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