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练总成为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宿州团练章程规定，地方上一应事务，小自耕牛田禾被窃、青苗被践、火灾救火；大至“依仗同族邀约多人，诡捏分产借贷等情”，均由团绅练总裁决，甚至可以“纠勇擒捕”。团中军火器械，不许私行佩带；“违者练长协同地保拿获送官”，倘练长有徇隐情事，该练总可“命”官惩罚。
咸同以降团练势力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稳定”、“均衡”的统治秩序。伴随国家经制军队——八旗与绿营日趋腐朽衰微，由团练发展而来的地方武装则逐步发展壮大，如曾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创设湘军，渐次充当起主力国防军的角色：“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44] 。
如上所述，团练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充分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要保持拥有对基层社会绝对的支配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鼓励基层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空间和活力，这一矛盾体成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王朝国家政权模式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无论是早期的“什伍法”、“连坐法”，还是宋“新保甲法”、明“十家牌法”，基层社会在官方的管理与调控之下不断得到发展，发展壮大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形成了代表地方势力、欲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利益集团。基层社会的发育程度使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不断调整，集中体现在选官制度。隋唐以后，特别是宋代新宗族制度的建立，基层社会组织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地方势力的代表——士绅；国家选官制度亦发生重大调整：打破门第、出身限制，发展完善了科举制度，尽可能将地方精英吸纳到官僚制当中为其所用。士绅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代表国家统治地方；官员退休后又返回基层社会，成为士绅；此较为开放、上下流动的循环圈形成国家与地方之间相对稳定、均衡的统治格局。然而这种格局在清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为契机，充分整合地方资源的团练势力开始崛起。尽管清政府努力将这些团练头目吸收到统治阶层，甚至出任方面大员，但国家军队腐朽不堪，这些私属武装的拥有者借助军事力量开始与中央分庭抗礼。“轻中央重地方”的统治格局使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错位，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 “王畿”指称周氏族的聚居地。其他氏族聚居的“野”称“国”，被奴役氏族聚居的“遂”称“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