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次生效应的程度受以下因素影响：弹药生成的热量多少、火球持续的时间长短、反应堆核心是否被击中、反应堆中是否有燃料以及当时的天气等。[1](p98)在被问及是否造成污染时，联军的表态在一周内就有所改变：勃兰特尔少将(Maj Gen Brandter)1月24日称“没有检测到可感知的辐射”，凯利中将(Lt．Gen Kelly)29日称“即便有(污染)也只限于当地，我也不知道(污染)程度有多深”，联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Gen Schwarzkopf)30日则称“有99．9％的把握保证无污染”。[1](P95～97)
0．1％的可能性尚可给人以希望，但生化次生效应的存在则是铁的事实。
联军空袭了10处其所认为的生物武器目标，[1](p101)是否造成生物战剂泄漏至今还不得而知，因为伊军是否有生物武器还是个谜，但至少可知有大量作为制冷剂的氟利昂①发生泄漏。1991年1月22日，捷克驻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化学物质监测小组检测到空气中含有微量的化学战剂。[1](p100)同年7月，捷克的一份官方报告称样品中主要有沙林和芥子气。一些学者还根据联军老兵的回忆而怀疑伊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将其同海湾战争综合症联系起来。[12](p286～287)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国际法，也是衡量伊拉克战争罪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军方始终否认遭到过化学武器袭击，这从侧面印证了次生效应的存在。
(三) 陆地污染
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的陆地经历剧痛的时间早于海洋和大气，成因更为复杂，程度更为深重，对人类的影响也更大。造成陆地污染的因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地面部队大规模调动，地面防御体系的构筑，空袭和地面作战中使用的爆炸物，流到地表的石油，回落地表的大气污染物等。大气污染物的回落在上文已有涉及，这里以“萨达姆防线”(the Great Saddam Belt)为例，通过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相关史实来分析陆地遭破坏和污染的过程、方式和短时段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