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权论"比较关注城市发展的经济层面，并采取地方性的取向，忽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地方政治与外来力量的连结，而受到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从经济领域的讨论中将"调节论"带入城市政治的范畴，引入社会调节的观点，试图找到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
调节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是一个矛盾冲突的过程，必须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调节机制，即所谓的社会调解机制（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才能支持资本积累的再生产。
1989年斯托克首次将"调节论"应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研究。斯托克总结出地方政府在英国二十世纪当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并认为每一种角色都与资本发展的特定阶段有关：（1）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地方政府主要是提供和管理基础设施，为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2）在战后进入福特主义时期，地方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履行诸如供气、供电和供水、住房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的职能，地方政府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的工具；（3）70年代，开始从福特主义转型进入后福特主义时期，地方政府角色也随之转换，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服务的签约外包、在民选的地方议会控制之外设立地方准政府公共机构、私人部门对地方政府影响增大等；同样，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化，如出现了更分散的公共服务消费方式、以消费者为本的服务理念增强等，也改变着地方政府的传统角色。此外，地方政府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使用了更灵活的劳动管理方法，弱化了等级结构，并引进了新公共管理技术等。
1994年鲍勃·杰索普论述了后福特主义下国家的角色转变，认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资本积累形式的转变，其实可以用从"凯恩斯福利国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 KWS）到"熊彼得工作福利国家"（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SWS）的转变来分析。他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终将被"熊彼得工作福利国家"所取代，并提出国家要重新考虑在不同地理层面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问题，特别是认为中央政府可以上移职能（给欧盟跨国机构），也可以下移职能（给新的和已有的地方和地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