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通过考察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对清代江南瘟疫救疗的态度、政策和因应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虽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此中，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不在于像西方那样促成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而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关键词：清代江南 瘟疫 社会变迁 国家与社会
人类历史上的疾疫，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直到1970年代，这一状况才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转机，随后，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逐步兴起[1] 。在目下的明清疾病史研究中，主要的还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2] ，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反应等内容，除梁其姿等少数人在一些论文中有所论及外[3] ，迄今尚无专门系统的论述。显而易见，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瘟疫，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也是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社会反应的探讨，乃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至朝廷、下达病家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救疗，但总体而言，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发生都会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4] 。从这些对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发展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
一、朝廷和官府
由上述可知，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不过，制度之外，朝廷有时也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13] 。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清宣宗就曾对京城的瘟疫的救疗发出过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