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市镇史的研究，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江南平原市镇，却鲜有涉及江南山地者。本文拟考察江南山地的徽州市镇，并将其与平原地区的江浙市镇对比研究，进而探讨不同的自然人文条件下市镇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一
与江南平原地区相似的是，徽州市镇的萌芽可追溯到宋元，而其真正勃兴却在明清时期。如渔亭，宋时就已设治建里，并因其他当孔道而设有驿站，商业也较繁兴。明中叶以降，随着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七省通衢”、依山傍水的优越地理位置的经济意义充分显示出来，成为黟祁两县的重要集散中心，由杭州或屯溪转运而来的货物多由此登岸转输黟祁各地；而两县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多在此汇集，运往外地。渔亭的商业盛极一时。又如深渡，北宋时只是姚姓单姓定居之地，因地处新安江畔，已有商业活动，然仅一村市而已。明末时，深渡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店铺上百家，客户百十家的中等市镇了。居民结构亦从原先的一姓发展为姚、詹、鲍、胡、余、吴六姓共居。再如岩镇。岩镇乃徽州著名古镇，宋绍兴年间设镇，元时已是“商旅每旬以三、八日会集贸易”［①］的集市；明中叶以降，岩镇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②］。太平天国时，岩镇毁于大火，其经济中心的位置才为屯溪所代替。屯溪兴起始于明嘉靖年间。此外，龙湾、流口等小市镇也都是明中后期开始繁兴的。徽州市镇的勃兴，并非偶发的现象，而是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合拍的。在明成弘以前，徽州虽有出贾之习，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静态的农业社会。“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婚嫁依时，闾闾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③］”此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即所谓“操资交揵，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④］。贫富分化造成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休歙两县“其有业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业者什七八焉”［⑤］。由于职能所限，府县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外出经商外，大量游民就近涌入市镇从事工商业。随着徽州对外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军事和行政为主体职能的府县治已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沿江交通便捷之地，作为农村商品交易中心、农副产品加工中心、货物集散中心的市镇便兴起与发展起来。徽州市镇经济繁荣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