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贵州「四清运动」是60年代初一个很大的事件，牵涉到中央最高领导间的分歧，但目前在国内外，对贵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关档案没有开放，学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近来，笔者读到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带有「辩诬」的性质，周林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1964年主持贵州「四清」的原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披露了一些情况，也回避了一些问题。笔者在数据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围绕周林的这个回忆文本，尽量扩展材料，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贵州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以及高干回忆文本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 http://www.tecn.cn )
二、周林治黔的「功」与「过」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评的李大章都是毛时代的地方大员，但是两人在党内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级的老干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在法国勤工俭学，以后又和邓小平等一起离法转俄国学习，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1949年后长期任四川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李大章除了在「四清运动」期间短期代理过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长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号人物。周林则是30年代中期入党的年轻干部，抗战时期是陈毅的部下，建国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因为是黔籍，1951年被调往贵州，1954年升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一干就是十年。贵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贵州，周林却是说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处偏僻的省份，和其它重要省份的第一书记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 http://www.tecn.cn )
三、贵州「四清」和刘少奇
贵阳市的情况正好印证刘少奇「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伍嘉谟的「现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个从上到下都「烂掉」的市委，从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广。 ( http://www.tec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