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对于该论题，研究者大多从二元对立的关系予以思考，或是从宏观层次上进行理论的演绎，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晋江模式的演变作为具体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考察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研究表明，在晋江的二次创业时期，其经济的动力已由民间力量驱动型转为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驱动。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将为我国构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应该成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诉求和努力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的转变之后，不少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韩竹林，1989），理由是在过去计划体制时期的经济活动中，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矛盾在于国家正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削弱国家的作用在许多条件下实际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为实现利益的整合，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惟一和最后的手段。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朝着“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唐士其，1996）。但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演绎上，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学理分析和描述，结果使这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因此，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寻找到一个能具体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在对闽南晋江地区进行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国家行为与经济增长、社会发育的关系，探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建立条件及其对中国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
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的扩张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以其独特的农村工业化方式被中国社会广为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多次到晋江地区作田野调查，收集到丰富的文献和口访资料，观察这一地区特殊的人文历史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试图揭示晋江模式的阶段性特征（贺东航，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