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在过去十年接受训练的人类学家，我想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存在于今日这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到底这一个学科，如何在这个常被我们称为后现代后工业后福特或后殖民的状况中，维持认同？相对于社会学或心理学，我们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贡献吗？我们可以述说什么样的故事，让那些非学科内部的人，但却可能是付税让我们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所谓大众，知道我们努力的成果?
有很多方式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回到人类学史中去找，我们看到美国人类学之父Boas如何介入种族主义的争辩，Mead的书对性别与青少年问题的影响。当然人类学的公共参与历史并非都是这么正面，英国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二次大战时美国人类学对所谓敌国的研究，也引起许多争议。在台湾，十年前的原住民正名运动同样激起人类学界的波澜，造成两代人类学家之间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之间的龃龉。所谓公共议题似乎一方面让我们这个学科的从事者在孤独的田野工作与学院的冥想世界外，找到另一个学科得已存在之理由；但另一方面，却又像是原罪般，时时提醒着人类学这一个学科较黑暗的一面。
在这么许多的方式中，我选择了研究社会运动，对许多人类学者来说这也许是不那么熟悉的领域，曾经人类学以区域、国界或以结构功能论下的各相关面向来区分次领域，因此我们有研究非洲、大洋洲、南亚学者，或中国、日本专家，然后有亲属、宗教、政治或经济人类学。这些在学科成立与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规模，的确也替人类学造就了它辉煌的一面，例如人类学的文化代表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俗民概念，一直是各学科在谈论文化时开宗明义得强调的。虽然在后来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这样的学科分类以及结构功能的文化概念受到挑战，曾经有许多人提到一些新的文化研究概念逐渐在人类学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认同、权力、书写、论述、国族、全球化，替代了我们原本熟悉的亲属、神话、氏族、部落概念等等，不过人类学所坚持的从直接经验与日常生活着手，从整体与部分的辨证中理解社会行动与文化符码的原则，仍然为大部分的人类学家所坚持。在这里，我认为人类学的社会运动研究包容了客观与公共参与、学科传统与后现代批评之间的张力，在某个程度上，并试图调和它们。
社会运动的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