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迅速重构的全球化时代。植根于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的社会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同阶级/阶层、种族、族群（ethnicity）、种姓（caste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年龄、文化、语言、地区/地域及国家等社会差异和权力等级，[1]纵横交织，不仅挚肘着世界各地社会与经济变迁的进程，而且伴随各地社会的转变而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在90年代，女权主义者[2]对这些差异的理论化层出不穷，纷繁复杂。她们的共识是，惟有将日渐拉大的种族、族群、阶级差异以及南北之间的全球差距等一并予以考虑，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才能得到更加微妙和全方位的理解。本文旨在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现状来审视和解析这些理论。文章第一部分将简要梳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从普遍走向特殊的历程。接下来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反观中国妇女中现存的各种差异与权力等级。第三部分侧重于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问题做一粗线条的评述。基于前述分析，文章最后将提出几点研究建议。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妇女研究亟待在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下来书写和再现妇女，纳入包括族群在内的诸多差异范畴。值此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契机，在探讨民族地区和边区妇女发展政策和实践时不失时机地纳入这些差异，亦已成为摆在广大妇女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挑战。
一、女权主义话语的嬗变：从普遍走向特殊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有关知识创造的认识论[4]理论也开始日渐成熟，构成为女权主义著述的又一显著成果。美国知名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Harding ，1986）和唐娜·哈拉维（Haraway ，1991）分别建构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和“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强调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由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群等身份认同所决定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创造所产生的影响。在哈拉维看来，任何知识都是情境化的产物，因而是特定化、不全面的。为了在作为知识生产特权“主体”的科学家同她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建立更公平的关系，她们力主研究者必须表明她们自己的主体位置，阐明其基于诸多差异的“处境知识”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偏见。在她们看来，惟有如此，研究者才能对自己所创造的知识负责。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学者对此取得了认同，并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