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很荣幸和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进展一起成长。20 世纪50 年代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领域正处于发轫之时,经过接下来的数十年,我看到了这个领域理论的拓宽和加深以及经验研究的广泛出现。在我看来,组织社会学的整个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从一开始相对贫瘠的状况发展为20 世纪后半期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在本文中我将回顾组织社会学一些主要的发展和趋势,并就当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发表评论。
精心构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领域的建构:制度化的二元论
在20 世纪50 年代,组织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公认领域。从一开始这个领域就是跨学科的。在形成这个新生学科的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学术中心是卡内基技术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 和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学派包括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西蒙的早期工作(Simon ,1945) 集中于决策和决策者,但是后来的合作研究(March & Simon ,1958) 提高了组织分析的层次,而在默顿(Merton) 领导之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都是社会学家。这两个群体的学者都接受了使他们的前辈困惑和对立的矛盾性概念。西蒙和他在卡内基的同事们的研究建立在“有限理性”模型的基础上,这个模型巧妙地将强调目的和意图的主张与对限制这种理性行动的认知的和社会的约束的认识联系起来(Simon ,1945 ;March & Simon ,1958 ;Cyert &March ,1963) 。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1949) 和他年轻的同事们强调“有目的行动的非预料后果”,他们开展了对公共和私立组织的早期的权威性研究,每一个人都就组织的双重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塞尔兹尼克强调的是组织表现出来的“矛盾性”(paradox) ,它一方面是“服从于可算计操纵的正式结构”,另一方面又是“不可避免地嵌入在制度矩阵中”的社会结构( Selznick , 1948 , pp. 25 ～ 26) 。布劳(Blau ,1955) 集中关注科层制的“两难困境”,即它作为被设计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正式结构又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古尔德纳(1954) 提到了组织作为强制系统和同意系统的“两面”特征。此外在英国,一群折衷的组织研究学者寻求一个“社会—技术”模型,坚持认为组织表现为一个“不同面相的结合体”(Emery ,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