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拆迁发生了诸多矛盾，其中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此村民往往会采取维权行动。本文试图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来分析某地村民的维权行动。在分析该村民集体行动要件的基础上，探讨该村民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在，并试图寻找化解方式，同时也指出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所在。
【关键词】：拆迁 集体行动 理性 困境
一、背景介绍
事情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平桥乡的某村庄，该村庄分为甲乙两队，其位置靠近市区。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一样，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村农民也面临着与大多数位于市区周围的农民的同样处境：土地将被征用。根据该地拆迁办的规定，甲队的土地（离市区更近）——尤其是村民的宅基地，将先被征用，乙队紧随其后。由于该地区的房产证管理滞后，所以拆迁办通过航空拍照的方式确定房产的多少。比如拍照时间是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那么四月二日后盖的房子就作违章处理。所以后拆迁的乙队村民私自建房扩大宅基地或者把耕地变为宅基地。这种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制止，扩大的宅基地（原宅基地周围的扩建）也就承认它的合法性了。虽然拆迁办采取航空拍照的方式，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宅基地的大小的界定标准仍然有问题，这个为后面的上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乙队的村民却要求大家组织上访，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村民认为拆迁具有强制的性质，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导致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拆迁办对村民的补偿是依据市政府的二零零二年的官方文件，明显存在滞后性。而且回迁房的价格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村民获得的补偿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商品房价格。新的赔偿文件出台，政府有意隐瞒。整个过程中明显有对村民的利益的剥夺——政府和开发商对村民的利益的剥夺。政府为了加快拆迁的速度，出台了一项政策，即提前搬家有奖励，搬的越早得到的奖励越多。
村民强烈感到利益受损，大家要求组织起来，到合肥上访。期望上级有关人员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村民知道国家的政策是禁止再征用土地，而且知道赔偿的标准已经改变。只不过村民没有官方文件，具体详情不清楚，也就是说村民的知情权被剥夺了。然而此次集体行动的结果却是在去合肥的路上被拦了回来，同时拆迁办的政策有一定的缓和，结果村民搬家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