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内外：历史书写与地缘符号政治
尽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一个结果，东北之为“东北”（旧称“关外”、“关东”）的命名无疑已使它内在于中国的“北方”，然而，只要对历史叙述中的象征符号的空间分配稍作关注，这两个似乎连体的地域形象的文本裂隙便会豁然浮现——后者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一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本身的空间换喻，而前者则区隔出了一块主流中国文化史边缘的黑土地。或许，只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情境可以弥合二者间的这种裂隙，这就是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或计划经济时代的20世纪50—70年代。彼时的东北不仅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展开的元空间，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最主要的当代叙事空间。从杨子荣到雷锋到铁人王进喜到“白卷英雄”张铁生，从智取威虎山的传奇到鸭绿江边的烽火到珍宝岛上的激战，从第一辆国产汽车上路到第一架国产飞机升空到第一台国产机床启动运转，一直到“工业学大庆”成为最响亮的社会主义建设口号，在那三十年间，没有任何区域像东北一样成了如此众多、如此著名的当代英雄和英雄故事集中显影的舞台。并不夸张地说，正是50—70年代的社会文化实践为象征资本一向匮乏的东北赋予了最为丰盈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象征符号，而使其旧有的边缘身份一度变得相当模糊。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历史反思”运动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是在反思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一如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中国历史被不断描述为超稳定的封建大一统结构，作为其空间换喻的“北方”也保持着一个统一的整体形象，换言之，辽阔北方大地上的各式风物大抵被编码到了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所构建的表述传统中国的象征系统之中。其中最典型的文本也许莫过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西起额尔齐斯河东到黑龙江的诸条地理环境和自然形态迥异的北方大河共同充当着男主人公的精神之父，既是民族历史的象征，又是其个人青春和生命尊严的见证，更是支撑他对抗现代流俗的资源和力量。尽管作者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价值立场与80年代人文思想界的主流话语不尽一致，但就以一种“前现代”的历史意味整合北方形象的意义而言，这部中篇小说正可以看作由彼时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和第五代电影所提供的大量“北方”文本的集成压缩版。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