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缁衣》在郭店和上博简中两次出现，证明其确为战国时的作品且在当时流传较广，同时也使南朝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见《隋书·音乐志》）的说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而在文献的使用上为《缁衣》等篇扫清了障碍。不过，由于《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皆以“子曰”的形式出现，由此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缁衣》等篇中的“子曰”究竟属于谁的言论？反映的是谁的思想？是孔子的，还是子思本人的？对于这一问题，学者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如一些学者认为《缁衣》等篇中的“子曰”为子思曰，但另有学者极力主张，“《缁衣》诸篇的‘子曰’，当系孔子曰，而非子思或公孙尼子所曰，记录的是孔子之学。” [①]考虑到先秦儒家典籍中除《论语》外尚有大量的“子曰”存在，而这些“子曰”的性质、归属往往又是颇有争议的问题。这样，对《缁衣》等篇中“子曰”的考察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对《缁衣》、《表记》、《坊记》三篇的认识和理解，还关涉到早期儒学的思想演变、学术传播及表达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一、《缁衣》、《表记》、《坊记》中“子曰”的问题
这样看来，郭沂先生关于《论语》类文献的说法多少是有问题的，[⑩]至于他论证先秦两汉古书中大量的“子曰”都是孔子的言论，则更不可取。因此在我看来，郭沂先生虽然注意到了以往研究中“子曰”问题的结症所在，但却并没有找到根治病情的灵丹妙药。他的《论语》类文献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因此，如何看待古书中的“子曰”仍是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宏观的理论预设固然重要，但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样必不可少。这样，《缁衣》、《表记》、《坊记》三篇便显示出其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这三篇的内容均以“子曰”的形式出现，同时，由于子思的特殊身份以及曾引起的争议，也使这些“子曰”倍受关注。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缁衣》等篇的思想，考察它与孔子、子思思想的复杂联系，并进一步对先秦古籍中的“子曰”以及早期儒学的思想发展、表达形式等问题做出说明和探讨。
二、《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
1、仁、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