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界提出了「非连续性」、「断裂」等概念，与「文本批评」、「结构诗学」一样，这些理论对于个体作品或某一文学现象的独立研究，展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前景。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这样的研究中，各个「孤立的事件」渐渐代替了「变化」，「静止」代替了「运动」，历史精神在专执于「个体性」的过分强调中丧失了。
罗贝尔·埃斯卡皮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仍然是文学史的世纪。」1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编写新文学史（或曰现当代文学史）乃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有不少论者已把「重写文学史」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如何「重写」？尚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和试验。综观已出版的种类纷多的《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作，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大多仍是一种「概述＋作家作品」的老范式。稍进一步的做法，是或抓住「主要文学现象」，从「堆砌作家生平琐事」到热衷于「罗列史实」，或单纯就文学形式上的不同特点，干脆把文学史写成了文体史。总之，不是突出作家，就是突出文学现象，仍是当前的两种「治史」倾向。诚然，九十年代之初，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影响文学主要形式特征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并认为深入且抓住这种文化因素是「可行的路子」。2但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能读到一部突出文学精神的承继与发展的《现当代文学史》！
「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吗？」瓦尔特·本雅明1931年提出这一问题并说道：「我们今天似乎很快会找到答案，因为，所有的文学理论家大约都承认文学具有历史性。」3但文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为人类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甚至还包容和接纳了艺术史、心理史等。单从史料的角度去陈述「事实究竟怎么一回事」，只能将自己居留于文学之门外而絮絮叨叨。文学史家不是炫耀藏品的收藏家（严格说来，也不是考古学家），他鉴赏、他批评，目的乃在于发现文学发展的精神轨迹进而抓取文学历史的本质。然而一个文学史家的「史识」，当还应包括其对文学、时代、人类心灵与希望的敏感和卓越的悟解能力。一句话，他应有历史学家的谨严敏锐而又有艺术家献身于理想的焦灼与善感。他首先必须是一位诗人──因为他要突入文学现象和作家的内在精神；其次才是一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