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评论者与研究者都认为，汉语诗歌在由古典诗向现代诗的演进之中，已然丧失了太多的诗意，甚至有些现代汉诗的创作者也有如许的意见，为此，他们痛心疾首，却又茫然无绪。在以文言为载体的古典诗歌的庞大阴影之下（甚至也有若干古代白话诗的阴影，这部分“白话诗”中的“白话”——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引述的一些作品文本，已非今日“白话新诗”中的白话语言，它们看似同宗，都是白话亲属，然而它们之间尽是些隔膜，已无气质上的呼应），他们明显感受着“影响的焦虑”，他们无所措其手足，面对生龙活虎的现代汉语（当然，现代汉语发展至今，也可说非常杂乱无章，甚至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作为诗歌载体，它似乎站不住阵脚。并且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它总是遭到外来语的强劲冲击，其间还有些人为因素的横行毁坏，例如十年“文革”。这个语言系统本身的规律尚在摸索与创建之中），却不知如何应对。学人不禁感慨，“现代汉语经诗人诗思的‘过滤’和无数次组合，最终展现出什么样的诗歌图景？从个人体验到将之表达为诗，这其间的过程是何其复杂呢！”[1]
然而，难道诗歌在通向现代的路途中，遭遇的只是荆棘，完成的只是毁损？纵使如此，这会不会是一条“光荣荆棘路”，由此导向一次文体的蝉蜕乃至升华呢？任何一次艺术变革的结果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如要对汉语新诗的可能性作一断语，在今日或许言之过早。
一
一般认为，诗歌的演变主要受几种因素的促动，一是诗歌文体的内在动力，随诗歌自身发展不断觉察新的可能性，并在实验之中逐步调整这种变化，并发掘更新的可能。一是外来刺激，对汉语诗歌而言，主要是域外文艺和思想的植入，如外来音乐、外来舞蹈、外来诗歌与外来宗教在历史上的数次侵染。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以至于人类任何一种文化遗存，都要必然地经历几个演变阶段，即滥觞期，发展期，成熟期，回落期，以至于衰亡期。古典诗歌作为失去了光采和灵魂的躯壳，也许正是行将衰亡了。
二
然而这只是新诗情形的一面，若不探寻那隐微的另一面，就难以懂得新诗的全部真相。
这是吕德安1993年寓居美国时写作的《解冻》：
一块石头被认为呆在山上
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
春天，我看见它开始真正的移动
而去年夏天它在更高的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