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条线索
可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既有的文学理论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挑战――也许已经到了重新考察种种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了。从近代至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历经了一系列重大的转折，每一次历史性的震荡都涉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启蒙主义的语境。倡导白话文的强大声势之中，以诗话、词话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走入了末路。首先，这种断想式的只言片语已经无法承担文学理论的重负――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不再是"雕虫小技"；文学理论必须负责解释，新文学如何成为"人的文学"，如何履行"思想革命"的使命。其次，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无法纳入"现代"的知识形式，因而没有资格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实证，体系，逻辑，概念与范畴，规律，定理与公式――启蒙与理性逐渐确立了一套清晰的学术规范，这时，古代批评家笔下的零散短章如同一些残缺的边角料。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和理论范畴之间的深刻转换，这种文学知识不可能作为主导的文学理论范式持久地存活于现代大学的教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派的进驻。各种文学理论学派的交锋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赢得历史的青睐，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回响。于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文学观念，四十年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五十年代占据了主导位置的苏联文学理论，这一切陆续为五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人们可以看出，叶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以及一批大同小异的文学理论教材背后隐藏了一个相近的理论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这种理论模式内部的增删加减。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这种理论模式终于遇到了强烈的冲击。历史的某一部分仿佛突然地启动――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涌而入，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学批评学派大兵压境，一系列叛逆性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压力。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全球化语境正在将文学问题引入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这时，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已经不够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必须放在现有的历史环境之中重新考察与定位。
耐人寻味的是，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仅仅短暂地淹没了第二种理论主张。不久之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再度打开了文本的封闭式结构。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又一次进入了文学理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