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现代的种种特征和变化，学术界委实谈论得不少。各种诊断和判断汗牛充栋，各种学说纷然杂陈。毫无疑问，最喜欢谈论后现代的恐怕非专家学者莫属。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到英美的激进派，再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传人，大多是一些从事符号表征事业的文人学者。既然是讨论后现代，就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谁在后现代？换言之，后现代的行为主体是谁？作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之一的美国学者杰姆逊，虽然对这一文化和社会现象有许多论著，但亦有人对他的学说不以为然，原因在于他的后现代理论中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行为主体"。显然，讨论后现代问题，免不了要遭遇谁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行为主体这类问题。
知识分子好谈论后现代，其实他们谈论谈论后现代，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在谈论他们自己。换言之，知识分子作为后现代的主体之一，他们不但发现了后现代的来临，而且也在这种社会和文化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后现代的种种思想理念和主张。这个简单地关联，很自然地把我们对后现代的思考与知识分子问题联系起来了。
讨论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要考察后现代性导致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换一种表述是，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知识分子有何差异。假如我们把启蒙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那么，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确与前者判然有别，尤其是以下两类知识分子，他们完全是后现代的产物，因而最值得关注。这两类人就是：专家型知识分子与文化中产阶级。
公共知识分子的隐退
关于后现代，尽管有种种说法，但最为关键的也许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其核心涉及到福柯意义上的"认知型"，即后现代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
其实，对这种新现象有所警觉的并不只是利奥塔一人，在他之前，福柯已经发出了忠告。有人曾问他谁是知识分子，他略带游戏口吻地说到，"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2]他一方面直言没有遇见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坦陈自己是"学者"、"哲学家"或"写书的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