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思想体系，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自由”是一个外来词，近代之初输入中国，但在输入的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变异的最终结果是“自由”中国化。因此，中国的自由话语虽然源于西方，但却异于西方，它一方面保留了西方自由话语的某些基本内涵，但同时在内涵上又有所延伸和衍变，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自由思想体系。“自由”输入的过程和在汉语中演变与衍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由”话语的建构过程。应该说，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不仅与西方自由话语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时也有别于中国近代自由话语。那么，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在理论上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与西方自由话语和中国近代自由话语有何区别？它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他就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物质繁荣其实只是其社会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根基则在人，具体地说，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走向富强，其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即“立人”，而“立人”的重要方面是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所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具有中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痕迹和残留，即强调个人的工具性或者说国家的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