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的标志。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并认为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
作者：童庆炳，福建连城人，1936年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讨论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文章很多，歧见也很多。但是从一个学科角度来讨论现代性转型的文章还比较少。本文的立意不是泛泛地讨论一般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而是进入一个学科的语境中，力图揭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时期。就文学理论角度看，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和王国维为现代学术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1905）这两篇文章在观念上的更新可以视为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标志。
晚清时期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公然入侵，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的事情层出不穷，人民受苦受难，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的危机。出现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宗法政治制度和礼教思想在统治了中国二千年之后，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绳索，结果是固步自封，不能及时改弦易张，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阻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运动就是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解救这危难的局面。折射到学术层面（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要实现从中国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我们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上述两篇文章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转变的标志，其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这两篇文章尽管有很大的不同（見下），但在观念上都是现代的，都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应该是：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教制度以及思想、习惯、信仰等由于其在发展过程的僵化，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再发生作用或发生反作用，成为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现代性是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制度、思想、风俗、习惯、信仰等的决裂，它强调的是当下的需要与发展及其条件。下面围绕着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篇文章并联系相关的情况，简要地来考察一下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四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