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就是时势影响文体的更迭，几乎社会生活的任何重大变化，都能从文体变革中找到蛛丝马迹。古代中国文学先后经历了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的潮起潮落；在诗歌内部，也经历了诗经、楚歌、乐府、五七言、律绝句、词曲等等一系列繁复形式革命。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经把时代风气、世情对文体的影响形象地表述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毫无疑问，现代中国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无疑是“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包括白话语言、戏曲等）的文学史复权。虽然从文学史上看，小说在明清时代就曾形成过创作高峰，但小说在那时仍然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曾经有所描述，“昔之于小说者，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这一描述当然包括明清时期在内。明清之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小说不仅从“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的被压抑的“俗文学”状态解放出来，还一跃过渡为现代文学的宗主，“为文学之大主脑”（刘半农语），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主流叙事形式。就现代以来小说创作的数量和取得的艺术成就而言，杨义把小说视为“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①是丝毫不为过的。
对于现代文学领域中的小说文体复兴，我们可作多层面的分析，比如近现代哲学上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勃兴对于小说兴起的文化奠基意义；民主和科学意识发展下，“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周作人《平民文学》）受到尊重、写实主义受到推崇对于小说表现对象和小说意识的丰富；社会经济状况——包括现代出版业、新闻业的繁荣对于文学生产、流通的促进作用；现代教育制度和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对于现代读者群体和文学市场的培育等等。随便抽取其中一个话题，都有很多话好说。比如鲁迅就曾经把五四以后新文学家提倡小说，看作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指出“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象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