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场域，它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文学的观念、思想、语言、形式等“审美现代性”上，忽略了在审美形式背后除了社会生活的影响外，还有着复杂的制度性因素。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生产的方式也逐步从以个体写作为主转换为以“制度写作”为主，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社会综合力量参与竞技的场所。现代社会中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等传媒机制，读者接受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形成了现代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而探索文学制度、社会体制与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套用布迪厄的理论即分析文学场与其他社会场域同作家自主性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重视的问题，其背后隐含着知识、结构、欲望与权力之间的多重矛盾与纠葛。
文学制度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属于考察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从斯达尔夫人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开始，到后来丹纳提出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大多将文学看作是社会的影响结果或“反映”，将文学写作看成是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产物，缺乏对文学生产的具体社会机制和文化空间的考察，社会结构或社会体制不等于文学生产的结构与体制，文学作为独特的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的规则与运作体制，它们是社会对文学进行影响与规约“中介”，而文学也恰恰是在自己的运作体制中追求着创造的自由与自主。随着知识社会学、艺术生产理论等的兴起，尤其是在当今盛行的文化研究中，对消费文化、大众传媒、信息方式等的研究，为文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韦伯的科层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福柯的“知识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结构分析、以及布迪厄对“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探讨等等，都为我们研究文学制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的影响和创造性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本朝的研究在方法论上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