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旧世纪的送往迎来，日历上虽只有短短一瞬，情感上则可能持续多年。与我们的区别是，在西方人心目中，对于逝去的19、18、17诸世纪和再往上的中世纪等时间单元，都有着清晰的定位（相当于我们对朝代的体认）。他们相对更容易将20世纪纳入完整的时间流程之中，将这个百年视为既定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即使西方式人文观念在20世纪曾发生突变性转捩，文化传统的变迁也是变异大于继承，但作为一种悠久灿烂的文明，他们不会也不必有中道崩裂之感。反观20世纪之进入中国，则如同一块时间上的飞来石，当我们进入它的怀抱时，为了象征某种新生，我们无意中付出的代价是：割裂与传统母体的脐带。五四精英“砸烂孔家店”的热情和与之俱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妨是一个现成的象征。换言之，若我们尝试以“世纪”单位衡量我们民族百年的兴衰嬗递，较之西方人，我们有着更多更大更丰富更难缠的情感震荡。何况，说来既沉重又讽刺，虽然中华民族较之目前世上任何仍具活力的民族都更为历史悠久，“世纪”的序列也已数到了“21”，20世纪却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第一个世纪。在20世纪之前，我们不知“世纪”为何物。
和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中国文学的20世纪，同样是从一穷二白中起步的。幸亏“五四”
诸贤都有着造化独钟的文化大力，才使得中国世纪文学在起步阶段不至于显得太过窘迫。这部分也是因为，“文章憎命达”的宿命不仅会落到个体身上、也会落到民族身上；文学昌盛并不必然以国家强盛为前提，文学不是围棋，并不奉行“国家有幸弈道幸”的准则，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从来不具有同步性。当局者貌似开明的鼓励揄扬提携不了它却还可能对它有害，执政者的昏庸无道也无法从根子上制它于死地，说不定反弄出一拨建安风流来。所以，世纪初的中国虽皇纲散尽，军阀迭兴，内忧不断，外患踵继，国计民生处于空前的崩弛状态，却并不妨碍一代文学大师劈空而起，踏罡步斗，甫一出手便俨然具备与域外一流高手平等对话的能力。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初次接触到精神分析学说时，他们还满心以为是在接受西方最前沿的新科知识，殊不知鲁迅先生对弗洛伊德已完全不陌生，康拉德、普鲁斯特辈的文字，更是50年前就被先人们咀嚼过了。公正地看，不管有些人如何热衷于对“五四”
诸贤说三道四，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领域，仍然是中国与世界水准最不相上下的一个时期，正如当时诞生在上海滩的电影，与同期的好莱坞电影也有得一比。就成就而言，中国20世纪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